韩国体育协会2019年数据显示，近一半退役运动员遭受过暴力，其中11.4%经历性暴力，8.2%的人几乎每日挨打。

教练的权力渗透每个环节：决定参赛名额、操控赞助商合约、甚至掌握队员生活费。 羽毛球奥运冠军安洗莹2017年入队后，被要求为男队员洗内裤、打扫场馆，受伤后协会拒绝其乘坐商务舱的请求。 铁人三项队明文规定《后辈守则》78条，包括凌晨4点为前辈买咖啡、随时听候差遣。

体育机构成为暴力保护伞。 崔淑贤自杀前曾向警方、体育委员会和人权机构投诉，但官员认为“体育界殴打很正常”，警方以“举报内容不够刺激”删减其陈述。 2019年韩国政府统计的1027起虐待案，仅37起被处理。

韩国体育界的封闭结构助长了暴力循环。 运动员长期与家庭隔离，教练集训练、医疗、商业资源大权于一身。 短道速滑名将安贤洙因非“体育大学派”系，被禁止使用训练设备，最终被迫加入俄罗斯国籍。

前辈文化将虐待合理化为“传统”。 新人需手洗前辈内裤，反抗者遭耳光惩罚；女运动员被视作“性资源”，有退役球员透露，高中生运动员常被逼向政界人士陪酒，酒桌上官员要求其坐大腿。 甚至女体能师也难逃助理教练骚扰，2018年世锦赛期间，一名助理教练酒后侵犯体能师，仅被开除而无刑事追责。

崔淑贤自杀后，网友在青瓦台网站联名请愿，文在寅下令彻查，涉事教练被停职。 但类似悲剧仍重演：2020年，排球运动员高友敏因长期遭网络暴力、队内霸凌自杀，其日记记载：“队里只有两种人，打人的和挨打的。 ”

沈锡希凭录音证据将教练赵宰范送入监狱，但她的职业生涯已因创伤过早滑坡。 安洗莹以退队威胁揭露羽协腐败，国会调查证实霸凌存在，但核心责任人未受惩处。

改革措施形同虚设。 韩国政府设立举报热线、通过《体育公正法》，但教练惩戒后复职案例达299起；一名游泳教练因暴力禁赛6个月，次年竟任职联盟指导委员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